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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经纪行业源于上世纪初的伦敦外汇市场，其本质是充当金融交易双方的中介，通过匿名撮合交易，提供价格发现功能，显著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交易成本，并收取佣金。作为金融市场的“润滑剂”，货币经纪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场外衍生品市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金融基建则包括清算结算系统、支付体系和监管框架等，是金融市场的“骨骼”和“神经”。在金融强国视野下，二者的协同效应尤为显著：货币经纪通过高效、匿名的撮合服务，将分散的交易需求汇聚到核心交易场所和清算体系中，极大地提升了交易效率和市场深度。金融基建确保稳健的清算与风险防控，二者结合实现了“高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经纪的核心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提高市场流动性。通过快速促成交易，货币经纪使资金在市场中顺畅流动，满足金融机构的短期融资需求。例如，在同业拆借市场，经纪人能实时匹配借款方与出借方，避免资金闲置或短缺。其次，降低交易成本。经纪人利用专业平台和技术手段，显著减少信息不对称，优化价格发现过程和交易成本。再次，促进市场透明度与合规性，避免道德风险。经纪人需遵守严格的道德规范，确保交易公平，避免内幕交易。最后，在危机时期，货币经纪还能充当市场缓冲器，帮助平抑市场价格、恢复市场稳定。

　　以中国为例，货币经纪公司是银行间市场的核心中介机构，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提供中介服务，涉及同业拆借、债券回购、现券交易、外汇掉期等产品。这些服务不仅提升了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和深度，还支撑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24年，中国货币市场经纪撮合交易量非常庞大，通过经纪机构成交的银行间本币交易额达到433万亿元人民币，占同期银行间市场总成交额的约20%，显示出经纪机构在市场中日益重要的中介作用，这反映出货币经纪行业在推动金融资源配置优化方面的独特价值。

　　从跨境视角审视，中国货币经纪行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既有相似性，也有独特路径。国际上，货币经纪起源于英国伦敦，二战后逐步扩展到美国、日本等地。在英国，货币经纪公司如TP ICAP和BGC Partners主导市场，专注于外汇和利率产品撮合，年交易规模达数万亿美元。 美国则以电子化经纪平台为主，如Bloomberg和Refinitiv，提供全球实时报价，强调科技驱动和交易效率。日本的短资公司（如上田八木短资与东京短资）则聚焦日元货币市场，深耕于本土银行体系。

　　相比之下，中国货币经纪行业于2005年正式引入外资经纪公司与本土经纪进行合资经营，并在2020年批准外资独资货币经纪公司参与市场运营，至今已形成以本土和合资机构为主，合资与独资充分竞争的格局。相似之处在于，都强调中介 neutrality（中立性）和佣金模式。但差异显著：一是监管环境。中国货币经纪受中国人民银行严格监管，需持有牌照，强调风险防控，而国际市场更注重自律（如英国的FCA监管）。二是市场规模。中国债券市场是全球第二大，货币经纪撮合的债券交易占比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外汇经纪仍以美元为主，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发展阶段。三是技术应用。国际经纪商广泛采用AI和区块链，提升撮合效率；中国则在数字化转型中加速追赶，加大科技投入以提升服务效率。

　　在全球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普遍共识的背景下，中国货币经纪行业的功能深化亟需超越传统领域，积极融入并赋能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中介机构，货币经纪商凭借其在交易撮合、流动性提供以及海量交易数据积累方面的独特优势，能够发挥桥梁作用，推动绿色金融从单纯的市场交易向深度基础设施建设和标准体系构建演进。更进一步，货币经纪商可超越传统单一定价服务，助力打造本土化、国际化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例如，通过系统性地整合、分析并标准化绿色债券、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以及各类ESG资产的发行与交易数据，货币经纪商可以探索开发动态定价模型，该模型挂钩ESG评级、碳减排效益、环境影响指标等关键参数。这不仅有助于逐步形成一套反映中国“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进程的“绿色收益率曲线”，为绿色资产的公允定价提供可靠基准参考，还能从金融数据层面实质性将气候风险与机遇嵌入资产定价机制中。根据2025年最新数据，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规模已跃居全球首位，绿色贷款余额超过42万亿元，这一海量数据基础为构建此类曲线提供了坚实支撑。

　　这一创新过程的多重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将提升市场透明度和效率，促进金融资源更精准、高效地流向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重点领域，支持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另一方面，通过数据驱动的标准制定和定价实践，中国货币经纪商能够增强本土绿色金融标准的国际兼容性，积极参与全球气候金融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G20、NGFS（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等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最终，这将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深化，并为全球可持续金融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实现从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向国际规则引领的战略跃升。

　　建设金融强国要求具备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金融中心以及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 在此框架下，货币经纪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效应尤为关键。二者结合，实现了“高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高效的交易撮合（经纪）配合稳健的清算体系（基建），是支撑中国债券市场在全球第二大体量上实现高质量开放、应对跨境风险的基础。完善的经纪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有助于形成更具公信力的“中国收益率曲线”，增强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定价能力和吸引力。